陜西華南虎照事件，喧嚷歷時8月，社會耗費甚巨，終于水落石出。輿論雖然不愿止步于虎照為假的簡單謎底，希望有更深入詳盡的內情披露，但囿于既存現實，得到這一結果已屬不易，適可而止成了今日新的現實主義。然而，事件絕非周正龍杯全民競猜大賽，倘若僅得一個粗糙答案，社會未免得不償失。為日益娛樂和戲謔的公共事件，找回其應有的嚴肅，檢點出有益的議題，社會賴此日增月進。

　　華南虎照事件，實質上是一場拼信息、要真相的社會運動。圍繞一個公共事件的真相，政府如何作為，公民如何協作，社會如何自我凈化，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比拼中得到演練。角力雖有一時強弱，各方也有一時勝負，但社會進步不是臉面之爭，整體而言，它驗證了中國社會獲取真相的能力在與時俱進。這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總體素質，無論政府還是公民，都無外于且貢獻于這種成長過程。

　　信息公開是首先可以得到檢驗的標準。華南虎照的前前后后，其實就是一個政務信息采集、加工、公布、強化、糾正的完整過程。不過，就這一過程來看，其公開程度有限，開放驗證不夠，甚至因為主導者的扭曲加工，以及不正當利用，導致了公共事件的嚴重遮蔽，最終釀就一起信息公開的著名反例。而信息最終得以糾錯，并沒有體現出制度糾偏的及時有效。以當地官員的話說，政府錯過數次糾正機會，一步一步發(fā)展為公共危機，致使公信力盡失。于地方政府，事件更像是以包潰膿出的下下策獲得了解決。

　　就此而論，政府信息公開，并非只是通常所認為的，只是對普通民眾監(jiān)督政府有益，而對政府部門全無一利。以華南虎照事件來看，及時有效的政府信息公開，也是政府內部避免某些部門或官員謀私攫利、綁架公信的制度設置。輿論在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洶涌表達，倘若當時能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明確的參與渠道，又或有嚴格執(zhí)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方式，則地方某些官員沆瀣一氣、綁架公信的可能性將要小得多，也絕不至于造成幾個官員就令地方政府公信盡失的可怕局面。

　　因此，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行為契機，以華南虎照事件為實例，所謂拼信息、要真相的社會運動，絕不能僅僅解讀為公眾對政府的一種監(jiān)督、一種威壓，它同時還是政府內部自我凈化、有效監(jiān)督的一種方式。通過有效的信息公開，將使政府內部的健康力量得到生長，使徇私舞弊的不健康力量得到遏制和消除。因而，盡力執(zhí)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健全條例所承諾的各種參與方式，也是政府自身良性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就目前來看，已經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仍未能完全沖破陳舊的行政習性?！斗ㄖ迫請蟆方請蟮?，全國首例市民狀告政府信息不公開的行政訴訟案，作為原告的湖南汝城5位退休職工在焦急等待了52天之后，依舊沒有得到是否立案的通知。信息不公開的行政訴訟案在立案環(huán)節(jié)遭遇了瓶頸。而如果司法救濟滯后缺失的狀況不能得到及時改善，一方面將嚴重挫傷高漲的公民參與熱情；另一方面，也使立法專家所謂的信息公開倒逼機制形同虛設。政府信息公開之路，可能重入華南虎照事件的虛耗和覆轍之中。

　　信息社會的客觀現實，促使社會利益各方，無不膠著于信息的爭取和掌握。即使在政府體系內部，信息的公開暢達，同樣關乎官員隊伍的管治和社會治理的成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試圖打破政府-公眾這樣單邊封閉的信息傳播，通過引入可能的公眾參與，打造一個更具開放性的信息體系。惟有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才能激活信息公開的全新機制。所謂倒逼機制，不只是公眾倒逼政府，也是政府倒逼官員，政府和公眾都將因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