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聯合國電子政務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看出，在通信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在線服務三個方面涉及的內容已存在PC互聯網時代的路徑依賴，對于在“手機思維”籠罩的移動互聯網環(huán)境下，特別對于信息基礎設施發(fā)展不均衡的中國而言，這套評價指標體系已存在某些無法覆蓋的“盲區(qū)”（見表4-6）。首先，“通信基礎設施”所測評的“每100位居民中無線寬帶用戶”，這里應指的是無線寬帶的入戶率，而對于公共Wi-Fi迅速普及的中國而言，在辦公樓、商業(yè)區(qū)、機場等區(qū)域的移動上網已經成為潮流，因此該項指標不足以完整體現通信基礎設施的能力水平。

 

　　其次，“人力資本”主要針對成人的識字率、毛入學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進行測評，無法忽視的是移動互聯網推動了“互聯網+教育”飛速發(fā)展，慕課模式、社會化教學等成為職業(yè)教育、創(chuàng)業(yè)教育的主要內容，“互聯網+教育”的發(fā)展已經使“教育”本身與“是否入學”及“入學年限”的關系逐步弱化，隨時隨地、個性化、即時的學習狀態(tài)成為一種“互聯網+”時代的生活狀態(tài)，教育與學習成為不斷迭代升級時代個人謀求發(fā)展的自覺性行動，因此，以“入學率”和“受教育年限”來判斷“人力資本”的水平與質量已經脫離了互聯網去中心化的特質。

 

　　更為重要的話，在移動互聯網裹挾的“后喻文明”面前，“識字率”與“受教育年限”已對用戶的互聯網應用能力沒有絲毫門檻可言，小學生與博士、文盲與知識分子面對一個全新的智能手機都是一個重新學習的過程，甚至小學生的接受能力與使用能力比博士生更強，這是網絡原住民的本能。以成人識字率、毛入學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評價維度，已不符合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現實。

▲資料來源：《2015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

 

　　最后，“在線服務”指標中包括多渠道服務提供、電子參與等，從歷年評價結果來看，多渠道服務的提供、電子參與的成效，更多的是以政府自建網絡平臺為主，或者說主要是以政府網站為主，而從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發(fā)展與演進可以看出，基于社交媒體或者以“雙微”為代表的新媒體，政府在線服務的模式、能力和價值均得到了移動式的重構，從以信息發(fā)布、輿情管理為主，走向以政務服務為主，從靜態(tài)、刻板的服務，走向流動的、有溫度的服務。

 

　　由于中西方用戶的文化背景、應用習慣與市場競爭形勢的差異，集合通信、社交與媒體三重屬性，以“連接一切”為目標的微信在“互聯網+政務服務”方面更體現出極強的觸達率與爆發(fā)力，以標準化接口、輕量級應用與用戶為本的價值觀，為用戶提供媲美娛樂化、生活化應用的政務服務體驗。

 

　　從“移動視角”審視全球電子政務的發(fā)展，值得關注的是移動互聯網在各國的發(fā)展基礎、特色、路徑的不一，在這樣一個轉折時期，對全球電子政務的評價需著重考慮各國互聯網企業(yè)的參與程度與公眾的應用發(fā)展實際。對比LinkedIn（職業(yè)社交）、Pinterest（興趣社交）、Instagram（圖片社交）在國外的發(fā)展態(tài)勢，與中國在細分領域新媒體平臺的停滯不前，基本可以判斷，社會成熟度、主流價值觀、知識產權保護、投融資風格等塑造了中西方在新媒體領域的現狀與未來，國外社交媒體的“1+N”模式都有各自清晰的行業(yè)定位與用戶需求定位，而在國內崇尚“一攬子解決方案”“一站式服務”的用戶心理則間接地促進了微信從通信、社交、媒體再到平臺的演化，以及從娛樂、生活、工作、教育再到政務服務的價值變遷。

 

　　中西方社交媒體平臺服務的意識與能力最終作用到政務服務的應用績效與用戶體驗，很顯然，從這一點來說，對于基礎設施起步較晚、政府信息化水平參差不齊的中國而言，在互聯網思維與網絡效應的雙重影響下，這是“互聯網+政務服務”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電子政務發(fā)展評價體系亟待創(chuàng)新，其本質是互聯網應用的多極化發(fā)展、跨屏設備的多樣化切換、用戶數據獲取能力的提升、連接數量的爆發(fā)式增長等推動電子政務發(fā)展生態(tài)的變化，未來的電子政務發(fā)展評價將從主觀性評價走向客觀性數據監(jiān)測，從服務的可用性走向辦事的成功率，從政府視角走向公眾視角，從PC視角走向移動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