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對于廣大網友來說具有特殊意義，不僅僅因為我國的網民數量已近3億，成為世界上網民數量最多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在胡錦濤總書記的帶領下，一大批高層領導成為我們的“網友”。6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網與網民交流后，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海南省委書記衛(wèi)留成、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浙江省長呂祖善、河南省代省長郭庚茂等等紛紛上網，邀網友“灌水拍磚”，與網民暢談民生，共謀發(fā)展。

　　為官者成為“網友”，善用網絡搜取民智，獲取民意，改進工作，提高效能，是我們黨和政府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具體體現。網絡時代，官員不必“微服私訪”，也可知屋漏，也可知政失。更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網友”掀起了一場官場傾聽民意的“思想風暴”。

　　我們習慣上把基層網民稱之為“草根階層”，把來自民間的聲音和觀點，稱之為“草根思想”。長期以來，“草根階層”處“江湖之遠”，相對于政府主管、社會精英等居“廟堂之高”的人而言，處于弱勢地位而人微言輕。而思想不嚴謹，描述不系統(tǒng)，語言不規(guī)范，甚至帶有片面性和情緒化特征的“草根思想”，也引不起足夠的重視，甚至被忽視，受到輕薄和排擠。但積極的民間思想，恰恰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因，很多施政綱領和精英思想也從民間思想發(fā)展而來。30年前，小崗村18位農民“第一個吃螃蟹”，“秘密契約”分田到戶，從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最終上升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制度，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但長期以來，民與官溝通交流不是平視對等的。這些網絡上呈現出的“草根思想”，沒有產生的土壤，也缺少通達的渠道。官了解到的民間信息往往被修飾“過濾”；官到一地視察，看到的景象往往精心“準備”；官了解政令暢通與否，往往也是從行文工整、語言規(guī)范的工作匯報中了解得來。這種單一的從上而下的管理，導致執(zhí)政者落入“官易民俗，導民向善”的單一模式。

　　而現在不一樣了，坊間的網民毫無保留直抒胸臆，針砭時弊，只要合符法律法規(guī)，想說就說，不受地位、財富、學識的制約。官員對民眾，精英對“草根”也表現出了尊重、期待和信賴，把民與官的溝通交流變成了良性的互動過程。“湘潭發(fā)展問計網民，書記網友座談會”上20多名活躍網民代表與書記對話；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網上發(fā)帖批評部分干部陋習，鼓勵網民監(jiān)督工作；株洲市紀委書記楊平率先實名上網，接受網民來信，并成立網絡反腐中心；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后，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批示將網友文章“認真研究，吸收借鑒，轉化為工作措施”……這些行為不僅使中國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與擴展，更使 “特殊網友”通過與網民的交流，取得了 “原生態(tài)”的第一手材料，獲得了最真實、最樸素的民意。執(zhí)政者重視“草根思想”，不僅僅可以完善和充實執(zhí)政思路，也必將調動民眾為社會多做貢獻的積極性，同時，執(zhí)政者主動親民的生動實踐，正是黨員干部轉變工作作風的實踐，對社會發(fā)展大有裨益。這種官與民通過網絡實現的良性互動，使“民助官治、民糾官弊”的愿望成為現實。

　　有部分地方官員畏懼互聯網，“懷念沒有互聯網的日子”，也有的人妖魔化網絡，叫囂控制網絡、扼殺民意，更有人蔑視“草根思想”，視網絡為洪水猛獸。這些人必將被時代遺棄。我國是世界上網民最多的國家，網絡已經成為一輛容積大、速度快、上下方便、能反映民意、推進民主的“高速列車”?？倳泿ь^與網民交流，各地黨員干部紛紛上網，這種“傾聽”與“互動”，正說明了我國的政務公開越來越透明，民主政治建設越來越加強。我們期待更多的官員“觸網”，成為善于搜索民間思想的“網友”，而不是懼怕網絡的“政客”。